与之相反，有关家国天下的宪制是非道德的。
[82]作为莱尔歇的学生，他有意地避免使用实践调和这一概念。不过，在宪法层面上，能否将卖淫行为完全排除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外并非没有疑问——若卖淫行为可落入性自主权、职业自由或者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范围内，则甲的契约自由权与乙的性自主权、职业自由或者一般行为自由存在冲突，乙或可要求甲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支付违约金。
唯有如此，方可对冲突基本权利进行权衡。[10]Vgl. J?rg Neuner/Hans Christoph Grigoleit, Claus-Wilhelm Canari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1: Rechtstheorie, 2012, S.8. [11]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Ⅲ/2. Allgemeine Lehren der Grundrechte, 1994, S.603. [12]Vgl. Dieter Grimm, Die Zukunftder Verfassung, 1991, S.64. [13]Vgl.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6. Aufl., 2017, S.96. [14]（日）安井宏：星野英一《现代契约》，载（日）加藤雅信等编：《民法学说百年史：日本民法施行100年纪念》，牟宪魁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50页。[81]Vgl. Schladebach(Fn.69), S.267-268. [82]Vgl. Kloepfer(Fn.32), S.96. [83]Vgl. Schladebach(Fn.69), S.267. [84]参见法治斌等，前注[64]，第206页。李惠宗：宪法基本权与私法的关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解析，载我国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集（六）：宪法与私法》，台湾地区裕文实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建良教授并不同意此种观点。
2）即便存在一元概念或者价值，鉴于其高度抽象性，其解释和适用也必然出现分歧。[87]根据上述原则，根据个人申请安排其服替代役或者从事军队中的非战斗任务，相当程度上可以调和前述冲突。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
然而，细观之下，论者给予其中每一单位的含义、意义和权重却相当不同。最后的第六讲讨论天下问题。此外，尽管都注重现代个人观念，许著与孙著对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却有不同考量，恰如赵著和孙著都以家为中国文化本体，但对个体处置不同。孙著以个体与家并重，讲求修、齐、治、平，但于修身一项语焉不详。
因为它关注的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构成和存活，而非普通人视角中的道德善恶。齐家即农耕村落共同体的构成问题。
此外，国家理性不是最高原则，它应当受代表了新的天下价值的启蒙理性的制约和支配，否则，它可能自我膨胀，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一句话，只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活下去只要还想活下去，这些做法就是绝对命令，无可替代。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一对句式中均列明的国家一词，其性质与位置却大不相同。整体而言，前引官媒引用此语最完整，其运用简略，却最近于古义。
正是这一原理，令孝得以一般化为一种政治原则，也使得家庭主义与天下主义相通。许著标举nation概念，意在保留国之伦理性、文化性，以便在视国家为没有内在价值的工具和认为其具有天然的绝对权威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构建当代之新家国天下秩序。其他诸说则各取所需，各自发挥，有的或与古义相去甚远。相比之下，宗教不可证，故易为冲突的根源。
这里，重要的是制度的功能或有效性，而不是它们是否符合某个道德范畴。进而言之，家不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是与天下概念一样的理想化的先验概念，具有先验的生活形式和道德意义。
下面要做的，就如本文标题所示，是对家—国—天下的当代言说加以检视。论及天下，诸说差异同样显著。
相反，它们指涉的是三个不同的宪制领域，分别涉及三个性质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共同体，而构成这三个共同体的基本资源要素和制度实践根本不同。二者所虑不同，目标也不同。盛著论修身，注目于文化精英的养成及意义，包括其宪政（上的）位置。当然，在进入天下主义之前，盛著还需要考虑治国问题，而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资源甚丰，盛著也破例将此章一分为二，先论经济制度与政策，再论宪政与政治结构。据说这在经济学上是可以严格推导出来的。论者引《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或概言家国天下，或简曰修齐治平，视语境而用之，略无不同。
苏著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架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宪制，但它对这一表达式的用法与众不同，甚至不遵古义。后之人睥睨古人，却不识三纲八目为何物，遑论奉之为君子修为理想、内圣外王之道。
这时，论者不但要面对读者，面对社会，面对历史和未来，也要面对自我，面对内心。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判断，许著提出了一种家国天下秩序的新构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论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影响力和发展前景。由此观之，前引官媒修、齐、治、平话语所透露出来的有关思想转变、时势变迁的消息，委实耐人寻味。
在国家问题上，与许著观点正相反的是苏著。赵著认为，亲亲便是其作为人性的直观确证，同时也可能是我们在情感事实方面能够想象的唯一绝对论证。如前述作者一样，苏著的家国天下叙述，尽管是借历史场景展开，其关切却主要不是历史的，而是理论的、现实的。这里，自我既生活于家国天下的共同体之中，又可以天民身份直接与天道相接，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具体到修、齐、治、平四目，各家偏重不同，阐释上面出入更大。
赵著标举天下体系，盛著主张天下主义，重点都在世界秩序，且二者均由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出发，阐发古人智慧以构想人类未来。在这样的论述架构中，家不过是社群民族的代名词，代表了其家国天下新秩序中的社会伦理之维，与前引诸说视为传统文化本体的家并无关系。
新文化运动兴，孝道由百善之首沦为万恶之源，家则被视为戕贼人性的怪兽，为时代之进步者所痛诋，弃之如敝履。然而，对生活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段话的意义全然不同。
基于本文的主要关注，我们且略过前四目，只观其修齐治平之论。这些差异除了造成各具体论述重点上的不同，更构成论者之间潜在的对话甚至对立和对抗。这大概是因为，强调自我及个人价值者，对修身一词的固有意蕴不以为意，甚至抱有警惕，故不欲多谈，而强调家、国、天下者，重点原不在此。恰如该书副标题所示，孙著关于家的哲学论述在保留亲亲原则的同时，特别引入了个体概念，进而提出了家与个体的双重本体概念，即一方面要在现代世界为家正名，另一方面要在现代对家的理解中包纳个体性原则。
这是因为，赵著以家为具有自身绝对性的、不可还原的最小生活形式，个体在家中获得其意义。有意思的是，许、苏二人均不满意于单一的国家概念，而且都刻意强调国之非政治性的一面。
而对其他人来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一种心智上的警醒与知识上的自觉，如此，面对层出不穷、相互争胜的各种论述和主张，他们才能置之于恰当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语境中，不但知其所以，亦知其所以然，进而分辨其真伪精粗，汲取真知，磨炼智慧，增进自己把握现实、想象未来与创发新知的能力。家庭性之所以具有此等性质，是因为它被假定能够充分地表现人性。
盛著专论修身，却无阐发个人主义之意。而这些正是苏著所嘲笑的道德主义的矫情和空谈。
